那场令我愧疚无比的意外发生在靳铖走后的第二天。

也就是说，转天周一我照常上班，自以为一切尽在掌握。为图安心，我一早用了抑制剂才出门；又为以防万一，我在包里多放了两支。我太久不用这东西，没有留意到它其实已经过期了。

等我惊觉这一点，一白天的轻松无恙都成了侥幸——我在下班的地铁上被“我的感觉”突袭了。

包里的救命稻草救不了我，家里的也不行，我得另觅他辙。

一出站我就叫了车，准备到医院急诊要点抑制剂。我没有把我的惊慌告诉靳铖，告诉了也没用，靳铖正在千里之外落实他的最后一哆嗦，别说等他回来黄花菜都凉了，他根本也回不来。远水解不了近渴，只能让他徒然跟着提心。

想着到医院就万事大吉，这要命的钟点偏偏到处堵车，十几分钟过去，没有司机愿意接我的单。也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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